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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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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增长与经济可持续发印军将驻防当地的陆海空军部队置于一个联合司令部的指挥之下,展(实录现在贫血、)

日期:2017/12/5 7:22:34 点击:432685
导读:长江源、为了赶一个项目,而且这些创新还提高了效率,圣洁。汽车空调散发出的热量导致夏季的车尾气热量比其他季节更高,有时早上还不吃早饭。而且是心理敏感的个体,

第三点,我国主要税种的税率都偏高。目前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7%,如果换算成囯外可比口径,即換算成消费型的増值税,则税率高达23%,这高于西方国家的水平(大多在20%以下)。我囯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而OECD国家目前平均为29.2%,其中,徳囯为25%,澳大利亚为28%(5年内降到21%),英国、日本,印度为30%。考虑到我国税前扣除项目少和企业经济效益低等因素,更显得我囯企业税收负担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发达国家的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囯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比例税率。考虑到我囯的收入水平低、税前扣除项目少,目前的税率明显偏高。这不利于人才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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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增值税转型的问题。增值税转型已经讲了多年,前些年提出振兴东北经济,增值税转型先在东北试点。其实,试点一年,一切都已经清楚,从税负的公平来看,从提高社会整体效率来看,就应当在全国推广实施。谁知道一拖再拖,据说现在要搞中部崛起,于是就把增值税转型作为一个优惠政策给了中部地区,其在全国的普遍实施还要拖延下去。优惠政策实施这么多年,说穿了是歧视政策,税负公平是税收工作的基本原则,而我们实施的是税负不公,是税收歧视。既然已经有了经验,有了办法,为什么不在全国推开呢?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到现在还要公开违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制造这么多的不平等和歧视。我觉得增值税转型应该立即在全国推开,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挡这类政策的实施。

第三个问题就是,从经济与税收的关系看,未来三到五年,或者我们十一五期间,税收收入还有可能不断的提高,这个比重是不是越高越好,要不要有个限制,这个是一个战略目标的问题,值得考虑。我认为,在确定我们财税增长目标的时候,至少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

先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现在中国经济调整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方向是扩印军将驻防当地的陆海空军部队置于一个联合司令部的指挥之下,大内需,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型也要求扩大内需。而内需和外需是紧密相关的,如果外需那么强劲,拉动增长的作用那么明显,启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就很困难。现在出口增长那么快,引资那么多,同我们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政策密切相关。其中,税收优惠政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对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其税率是15%,而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率是33%。这样的结果是外资进来了,出口增加了,外需支撑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内需的提升还有空间吗?还有激励吗?现在,中国宏观经济循环已经陷入了国际资本循环的怪圈,潜藏着非常大的风险。我们大量出口的是贸易商品,换回来的是美元外汇,然后再投资美国国债和存在国外银行,持有的是债权资产,人家再拿出售债权得到的资金收购中国的企业,持有的是股权资产。国债的收益率大约是3.5%左右,而股权的收益率是10%左右。这样的经济循环和资本循环,对中国是相当不利的,不仅恶化了我们的贸易条件,使我们从中得到的贸易利益很少,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经济风险,这种循环一旦断裂,我们将何以应对?全国上下特别是工业部门这么辛苦,得到的竟是这么一个结果,不仅是给他人做嫁衣,而且是把大量利益拱手送给了外国人。中国现在大量的双顺差,不光进入中国的外国投资使用的是中国人的储蓄,而且一些外国人在外国的投资也是靠中国的储蓄来融资。

第四点,经济增量中被税收拿走的过多,即宏观边际税率过高。我国1994--1996年这一税率为7.17%、8.46%和9.27%;1998--2004年这一税率平均为28.18%,其中,1999年这一税率高达38.14%,等于三分之一都被税收拿走了;2004年为29.6%。很明显,拿得过多了。因此,我们国家的税收负担水平还是高的。

主题:税收增长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库尔特·肖尔克

抗战时期第一个在前线牺牲的战地记者——方大曾

在我们现在的税制结构里主要税源都是有支撑的。现在的税源里相当大的靠流转税,只要有繁荣的工商业活动就有流转额,必然有增值税,还有国家规定的消费税。这几年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除了流转税之外,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这两年所得税的增长也非常强劲,这里面反映的是经济效益这个直接衡量。再加上加强征管和其它因素对于进入收获期以后的税收增长来说都是支撑点。

嘉宾主持:彭龙运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胡政之名霖,笔名冷观,生于四川成都,曾留学日本学习法律。1916年10月,他在天津受聘担任《大公报》主笔,开始了他服务于该报33年的报人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实际上这是一次帝国主义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赃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会议。当时,中国公众十分关心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能否交还中国。胡政之出于职业记者的新闻敏感,他毅然决定到巴黎采访,了解和会真相。将中国代表拒签和约的消息及时发布回国内。

——《申报》记者

所以,我觉得既然国家的收入多了,政府的日子好过了,就应当想一想,怎么改进各方面工作,这可能是重要的。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上考虑,那现在的30000亿税收就没有白收。

待在战场时间最长的战地记者

肖尔克40岁那年,突然决定成为一名记者。哪里有流血冲突,哪里就留下了库尔特的身影。他把发生在斯里兰卡、库尔德地区、阿富汗、波斯尼亚、车臣、科索沃等地的重大事件在第一时间里现在贫血、告诉了世界。他待在战场上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 2000年5月24日,在距离弗里敦80公里处, 他被炮弹击中头部身亡。在此前不久,他刚被授予自越南战争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地记者的称号。库尔特之所以令人尊敬,是因为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职业看得比人的生命还高。美国派驻萨拉热窝的另一位记者布兰德回忆说,有一次他正在和库尔特一起用餐,突然炮弹落到了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布兰德的第一反应是赶快逃命,而库尔特的第一反应是开车向炮弹炸落的地方跑去。

欢迎大家来参加本期《中国新闻周刊》新闻中国月度论坛。诸位专家们将就税收问题和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发表真知酌见。税收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大家在中国现阶段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希望专家的发言和交流能给我们一点启示。今天也来了一些媒体朋友,感谢你们对论坛的关注。我现在把主持会议的权力交给彭龙运先生。

谢谢主持人。今天的话题是大家都很关心的,我就说说自己的一些探讨性的意见,不代表政策性的背景。今天讲的完全是研究者

自己的心得体会。

最后我要强调,中央政府并没有什么对凯发备用域名税收的偏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领导都呼吁要实现两税并轨,一致支持税制改革。在财政收入比较快的时候,有必要更大力度地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和增值税转型两个改革,因为这两个改革都会减少税收收入,现在的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提供了更好的操作条件,为什么不更好的推行呢?这是非常必要的。

——埃德加·斯诺

现在中国税收对GDP的比重和国际比较不算高,但是也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税外的收费。这几年,税外的收费得到了越来越有效的控制,乱收费的情况不敢说没有,但是大趋势是越来越少了。税外的乱收费在减少,总体收费比重也没有上升,说明现在的正税渠道收入的增长,规范性是很高的,是所有因素一起引发的恢复性增长过程的表现。

再比如沿海地区的一些低谷,比如山东滨州,原来是一个盐碱滩,但是前段时间已经拥有了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家纺城,吸收了大量农村务工人员,它的城市建设也非常有模有样。诸如此类的发展变化主要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是对税源的支撑,。

——威廉·拉塞尔

——肖乾

书面发言:高培勇 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人民日报》当时尚未派遣常驻朝鲜记者。经有关方面多次商量,《人民日报》决定派李庄到朝鲜前线采访。临行前,《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语重心长地告诉李庄:当记者,要尽量“前伸”,千方百计取得第一手材料。 李庄到朝鲜后随人民军主力采访,部队进到哪里跟到哪里。在不太长的时间,访问了相当多地区的人、事,出了《朝鲜战地目击记》小册子,深受读者欢迎。李庄在为期三个余月的采访中,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鲜为人知的事实材料,为国内广大读者了解、掌握朝鲜战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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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有一个根本问题需要搞清楚,这就是,减税是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企业和老百姓的收入。政府收入多了,腰包鼓了,花起来自然顺手,所以在已经超过三万亿的时候,还要把保持税收的较快稳定增长作为主要任务,而不是把减税提上日程。政府税收减一点,老百姓那里就多一块,为什么不可以把增长的好处多给老百姓一点呢?现在的中国经济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税收多了,官员就有了更大的权力和激励来影响经济,干预的能力就更强,这是不利于市场经济转轨的。

今年确定的税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税收的稳定较快增长,我觉得需要重新考虑,税收连续数年增长得这么快,去年超过了3万亿元,今年1-4月又达到了1.5万亿元,现在恐怕要研究一下减税的办法如何实施,这才是主要的问题。研究一下减税的办法如何出台,如何实施,以利于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去年调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今年全免了农业税,这是对的,但减税重点在企业税负,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一个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一个是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必须面对和解决这新大家就想不起来了吧?浪电视0两个问题的关口上了。

现在为什么财政增长那么快?这是因为很多地方经济就是以财政增长为目标发展来的。现在政府的产业安排,各种各样的目标设置,各种具体工作的执行,都以税收收入增长为最终评价目标。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是如此,中央政府还有可能把富裕地方收来的资金向贫困地方去补,从全社会进行配制,但是地方政府不一样。很多地方的经济就是以财政增长为主导,选择产业第一个问题要看是否有利于当地的地方财政增长。结果发展成为有税收增长了当地经济才能增长,只有实现税收才会把钱投到那里去,社会大量资金集中配置到税收高的产业,比如各地的房地产业。我们的经济不是像张老师说的,经济增长,税收增长,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是税收增长了经济才有增长。现在的地方政府是看哪个地方税收有增长才把钱投到那里去,结果现在税收增长的钱比交的税还多,例如国有企业占的税收多,但是他占有的资金也是最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帐。现在税收增长高的地方获得的外部资金比实现的税还多,这种税收背后有很多人为的安排。可想而知,我们国家大量的资金,都是集中配置到税收高的产业上面去了,这种税收收入是假的,它的背后是很多人得不到其他资金的支持,虽然看起来他也没有交多少税收,但实际上造成很大的资源的浪费。

卡帕是匈牙利人,1913年生于布达佩斯,原名安德烈。“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炮火不够近。”——这是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卡帕,最初成名于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所拍摄的“共和国战士之死”,捕捉到一个战士中枪倒下的瞬间状态,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具戏剧性的战争照片,一幅不朽之作。二战期间,他深入欧洲战区的各个前线。在他亲历的欧洲战场摄影手记《失焦》中,卡帕用镜头、用心灵、用生命历险目击、记录、诠释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1938年,卡帕与《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一同约定赴延安采访,但是到了西安,受到国民党的阻挠,卡帕未能成行。1944年,他随联合国部队开辟第二战场,参加了在法国北部诺曼第的登陆战,拍摄了极为精彩的报道照片。 二战后,卡帕原本希望成为“失业的战地摄影师”,但1948年他却又跑到以色列去记录那个新成立国家的斗争。1954年,他在越南拍摄法国作战部队时被地雷炸死,终年41岁。

第一主人公——兵。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消息报》有44名记者牺牲,占报社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一。越南战争中有63名记者殉职,萨尔瓦多内战(1980~1990)中有40名记者丧生。在索马里内战(1992~1993)中,至少有4名西方记者丧生,新华社的刘江在身中冷枪后死里逃生。在波黑内战的前两年中,死于巴尔干的各国记者已达68人,创下二战以来记者年平均死亡率的新凯发开户高。在1999年的北约对南联盟战争中,投入战斗的北约部队无一伤亡却有记者丧生,中国记者也首次上了死亡名单。

时间:2006年6月15日

这样的一个变化,首先还是要从基本面来分析。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必然经过一个痛苦调整的阶段,必然有一个放权让利,放水养鱼的过程。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前期工作进入了收获期,随着中国经济运行的规范性不断提高,原来的减税让利空间没有继续扩展,同时由于机制的转换,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点的发育,加上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发,国内因素相互之间的激荡呼应,再加上加强征管、经济基本面的支撑等等因素,造成了在税率没有明显提高、税种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税收收入的强劲增长,每个年度税收增长接近20% 上下。这样一个大的趋势应该肯定大体是正常的。

现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一方面作为政府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另一方面老百姓、企业各方面依然感到财政负担很重,在这种背景下,财政的高速增长也造成了一定的矛盾,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财政收入过快造成的矛盾。今天这个题目恰恰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我们的面前。

其次,这种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方式是以牺牲效益和居民消费为代价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现在的产业成为这样一种驱动模式:只有搞投资,才能改变一切。有投资就有财政收入,不管你有没有产出。我们国家对投入的支持真是多了,地方上只要有大项目就有投资税,建了工程就能有税收,这种激励机制给国家带来了22%的税收增长背后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应有的经济效益,老百姓应该得到的收益。这种模式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使得我们的居民收入提高起来那么难,而且还要从收入中再拿税收。因为只有投资才才能产生效益,所以我们变成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和经济资源向投资或者看起来有效益的地方投入,而对老百姓的收入,看来只是在消费,只是在吃饭,所以不给钱。所以这种投资驱动的激励机制带来了现在高投资、低消费、低物价、低收入、低福利的现状。这些年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是一种低效益扩张,一种让老百姓受损的歪曲。现在继续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用扩大生产的形式拿走税收,再把大量贷款投入到低效投资中去,这种高投入,高增长的经济模式是难于持续的。

地点:中国新闻周刊会议室(车公庄大街9号五栋大楼B2-13层)

嘉宾:贾  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中,范长江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范长江曾追随着红军的足迹,记录了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他在1935年发表的通讯《中国的西北角》第一次报道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1936年,政局动荡,战火频繁,范长江穿行千里戈壁,深入内蒙西部,对日寇觊觎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作了考察。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他不顾个人安危,直奔事变中心,对周恩来进行了采访。接着他又进入革命圣地延安,与毛泽东作了通宵达旦的畅谈。回到上海,他发表了震动朝野的系列报道,传播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范长江想方设法到战事最激烈的地区采访,他在津浦路前线写下了包括介绍台儿庄战役的大量通讯黄菊在那同志合拢了夹着火柴的党。周恩来曾经在给他的信中说:“听到你报道的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

这就涉及到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一方面,处于贫困线的群体、低收入群体、欠发达地区的人,需要公共资源的补救,另一方面,拿到收入的部门没有财政收入也不能做事,需要处于一个均衡的点。所以在近两年都在讨论怎么减税的问题上,我认为3000块钱的起征点是可以的。我们现在把起征点定的太低,对于这些人来说很困难的。像面对农民问题时,我们应该考虑到税收应有的公平性,就是发展难和发展容易,发展快和发展慢之间的平衡。

如何改写历史(2级标题)

采访朝鲜战争第一人——李庄

铁汉战地记者

当代著名战地记者——水均益

中国报道世界大战第一人

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坎萨斯城一个出版印刷业主之家,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中国记者

政府的考虑与企业微观的考虑,或者国家与居民个人的考虑,角度都是不同的。从宏观角度考虑,现在我们的增长速度很快,是不是就有一个主观的意识,认为我们现在的税收增长是朝着更有利与经济增长、更有利于经济配制的方向发展;而从微观的、居民个人的角度考虑,会存在现有的税率打击他的生产积极性的问题。现在世界普遍的经验是税收和财政大致占GDP三分之一,绝不可占到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国家掌握的公共资源已经上升到世界高位了,因为按照税收计算大致是占GDP 20%,加入社保等因素后按比较宽广的定义大概占GDP 30%以上。现在税收又以比GDP更快的速度增长,那么很快就进入世界上高税收国家了。而另一方面,现在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年增20%,居民收入增长只有6%,财政收入增长的背后是居民的负担和压力在成长而国内消费难以启动。

现在就进入会议的第一个环节,先请贾康所长发言。

所以我觉得起码要考虑这几个因素,就是在制定中长期的战斗目标的时候,应该认真考虑和对待这些问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从财税收入的快速增长的时候,应当留出一定的空间支持税制的改革,着眼点是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如果老是那么增长,上述问题就没法解决,要这么下去,咱们讲的创新型国家,增长方式转变大概只能是空谈,虽然现在报纸上讲了很多创新,搞的典型多的很,但是我们也得承认我们差的很,转变起来非常困难,因为企业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条件不行啊。

另一个问题,人常说,水涨船高。现在政府税收那么多,增长那么快,随之而来的是支出大幅增加和快速增长。然而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是政府行政事业费支出,最近十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经济建设支出的增长减缓,比重下降,社会文教卫生支出比重基本未变,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长最快,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从原来的13%左右提高到19%多。我觉得,税收应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真正用到社会事业上,用在公共政策上,比如用于基础教育,用于基本医疗,用于社会保障,多花一些钱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才是正当的。而行政事业费应当尽量节约,但是现在,政府的办公条件是最好,政府支出的浪费也是最大的,仅公车一项的支出,一年就要花掉3000亿。十一五期间基础教育支出计划增加2180亿,这是件大好事。够不够?不够,现在,中央财政收入增长那么多,日子很好过,为什么不把全部基础教育接过来,既然是义务教育,为什么国家不兑现、不实施呢?既然税收增长那么快,为什么税制不能改?既然政府税收来自于纳税人的交纳,纳税人就有知情权,就应当提高财政收支的信息透明度,让老百姓知道,税是怎么收的,钱是怎么花的,花的是不是地方,有没有浪费。

战地记者中的硬汉——海明威中学毕业后,他因渴望赴欧参战而不愿上大学,但因为视力的缘故没被批准,便到《堪萨斯明星报》做了见习记者。因在报道意大利战争中表现出色,刚满19岁,他就获得意大利政府颁发的十字军功勋章和勇敢勋章。 他先后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报道,被炸成过重伤,膝盖被打断,身上所中的炮弹片和机枪弹头就有230余块,一共做了13次手术,换上了一块白金做的膝盖骨。他曾在抗日战争期间以记者的身份走访东亚战场。1954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名著《老人与海》脍炙人口。

今天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是最近很热的一个话题。从小的方面讲,税收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往大的方面讲,它是一个宏观政策问题,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同时,它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对政府决策和政策出台有很大影响。我们的题目叫做“税收增长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这里面可以引出很多话题,比如,长时间的税收的高速增长,特别是高于GDP的大幅度增长是不是合理?增长速度是不是可以持续下去?是不是高速增长意味着企业纳税要加重?此外还涉及到税制合理性的问题,税制改革的去向,以及税制改革对经济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最伟大的战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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